我抱着手机，却一条微信都发不出去，我不知道该跟谁说这件事，我不想和我母亲说话，俐俐结婚了，第一个孩子已经满地跑了，她一天班都没上过，陈之墨也辞职了，去了他父亲的大学做辅导员……

那天晚上我一分一秒都没睡着，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秦皖，我想他应该周末双休，礼拜六说，不打扰他工作。

可他却反应寥寥，我一早就告诉他了，他下午两点才回我：“恭喜”。

“谢谢。”

“什么时候走？”

“礼拜一。”

礼拜一早上八点我完成了交接，去更衣室拿了行服，水杯，私章……满满两大包，准备走的时候无意间瞥了一眼窗外，在那棵掉光了叶子的光秃秃的树下看到了秦皖的车。

”你搬家呢？”他一脸嫌弃地猛打方向盘，一避开那棵老树就劈手夺过我的大包小包，往后座上一扔，又看我死死抱住一个文件夹，一脸狐疑地问：“什么东西？”

“调令。”我拍拍那个浅绿色的半透明的文件夹，小声呲着牙笑。

“哈哈哈！”他张大嘴，开启疯狂嘲笑模式，“你把调令打印下来干什么？贴家门口辟邪啊？”

“也行。”我笑着低头看膝盖上的东西，阳光轻柔，婆娑的树影流淌，加粗加黑的字也仿佛在光影流转间跃动，“反正我要一直留着。”

我抬起头看他，车窗开着，阳光明媚得刺眼，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只看见上扬的嘴唇，洁白的牙，我下意识合上嘴，笑不露齿。

“行了，张开吧！”他头发被风拂起，带过来熟悉的阳光味道，“好看。”他笑，“你最好看的就是这颗牙。”

不过他半路就把我撂下了。

“前面的路自己走过去。”他说，把车停在一片梧桐树下，一脸漠然。

“哦好！谢谢！拜拜！”

我拿了我那些丁零当啷的家什下车，左手提右手挎，走在平坦宽阔的马路上，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在我脸上，道路两旁月季已是如火如荼，头顶的木棉花却还含苞待放，白里裹着粉，迎面而来的风里都飘散着花香。

突然我听见身后汽车喇叭嘟嘟两声，回头看见他趴在方向盘上冲我笑，飞扬的眼尾向下弯成一道月牙，笑了一会儿点点头，用口型跟我说：“去吧。”

2018

之后的一年是年，完全的经济上行期，在巨大的泡沫破碎之前，和上海飞涨的房价一样，那也是我最风光得意的一年。

那一年我和秦皖也走得前所未有的近，因为离得近了，也因为那一次相送好像打破了某种僵局，我们都默契地遗忘了那个吻，和黑暗中说的那些话。

他叫我出来总是很直接，中午一个电话问我有没有空，说他饿了，要吃饭，反正他开车过来就十分钟，大中午的也不堵车。

除了发表情和娜娜照片，他从来不打字，我们仅有的微信聊天记录也是语音通话。

不做柜员最大的好处就是时间宽松了，我们几个客户经理中午基本上都出去吃饭，有时候甚至能趁一个多小时的午休时间攒个火锅局。

我比从前开朗一些，因为大家都心照不宣地不聊对方的私事，甚至不聊你这个人本身，除了抱怨指标压力，就是说说上海有哪些吃的玩的，总有人知道怎么抢奶茶券合算，周末哪一家日料店可以薅羊毛，一通盘算下来，跟吃霸王餐差不多，我跟着她们学，省下来不少钱。

那个时候一切都太红火，我去新网点第一天就接手了上百名客户，因为上一个客户经理又往上升了一级，她这些客户就归我管了。

其实对于客户而言，谁卖产品给他们无所谓，我只是简单地自我介绍一番。

个别几个客户对我的年纪有些质疑，因为我实在是太年轻了，“轻得飘起来了要！”

但大部分人还是选择敷衍地和我寒暄几句，该怎样还怎样，我按照他们原来的风险等级和资产配置习惯，给他们配置了相应的产品，也就算认识了。

但这一切对我而言太不一样了。

我第一次了有自己的办公室，在二楼，大约十平米，办公桌上有金貔貅，黑色皮质椅每次转动都无声无息，现金柜头顶阴冷的白光换成了颇有情调的橘色柔光。

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封喜报，大概是我去的第一年，一个客户，不认识，还是一个大约四五十岁的中年男人，说实话这是一个危险的年龄，大家管这个年纪的男人叫老登，他也的确“登”味十足，从一楼到二楼就这么上来了。

我觉得他能避开所有人的视线，是因为他看起来像给我们网点那几棵发财树浇水的工人，连一根皮带都没有，用两个晾衣夹子夹着裤腰带，一进来先问我上海话会说伐，听我不是上海人，他很鄙夷地笑了一下，又问我懂不懂股票，我说我接触的时间还很短，不算懂。

“个侬了组撒（那你在干什么？）”他两手一摊瞪着我。

我说“我去给你买根皮带。”

因为周边都是